“三稀”矿产资源包括稀土金属（17种）、稀有金属（9种）和稀散金属（8种），其广泛应用于冶金、石油化工、玻璃陶瓷、电气、农业、医药、轻纺等传统领域，更是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要的功能材料和结构材料。“三稀”矿产资源的这种科技属性及其高附加值，决定了技术上的创新突破往往会瞬时改变某一矿种的供需平衡，全球矿产资源供需矛盾必将集中在锂、稀土等“三稀”矿产资源上，“三稀”矿产资源市场的大国竞争将日趋激烈。
从全球和全产业链视角，促进矿产资源的开发、循环利用与优化管理，已经成为世界大国保障“三稀”矿产供应安全的基本共识。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三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战略必须突破以数量或规模为目标的市场范围，新一轮科技革命驱动“三稀”矿产资源开发及循环利用必将深入渗透到产业经济和大国博弈的地缘政治领域。
一、“三稀”矿产资源的特殊性
就市场边界而言，传统大宗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主要受产能和环境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价格具有决定作用。在价格走低的形势下，大宗矿产资源出口国就会大幅削减对大宗矿产资源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而限制大宗矿产资源产能的扩张。另外，环保标准更为严格也限制了大宗矿产资源产能。与此同时，考虑到美元是大宗矿产资源的计价货币，大宗矿产品价格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受到美元汇率变化的影响。与大宗矿产资源不同，尽管“三稀”矿产资源也必须通过市场交换与贸易来实现全球的稳定供给，但“三稀”矿产资源规模小，单矿种的全世界的年需求量一般少于20万吨，供应的市场脆弱性更加突出，价格波动幅度明显高于大宗矿产。另外，从市场结构看，与大宗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集中度相比，“三稀”矿产资源相对要低一些。区别于大宗矿产，“三稀”矿产贸易相对较少，且由于企业作为贸易活动实施主体，对于矿产、矿产品、半成品、成品、废弃物的价格会更为关心，其市场边界要比大宗矿产复杂得多。
从生态环境边界来看，与传统大宗矿产资源不同，“三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较小，部分“三稀”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甚至有助于环境保护。尽管“三稀”矿产资源品位较低，许多稀有金属在矿石中的含量不到1%，获取少量的金属就需要挖掘大量的矿石，对环境会产生一定的扰动。但相比大宗矿产资源，其开采总量不大，以锂为例，目前全世界全年总需求氧化锂15万吨，开采品位按1%计，需要开采的矿石量为0.15亿吨，仅相当于中国年采原煤矿石量的1／230。另外，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过程中，“三稀”矿产开发利用的目的之一就是满足绿色低碳发展的需要，比如，一旦可控核聚变实现商业化，1克锂发电产生的能量就相当于3.7吨标准煤，碳减排效益相当显著。
与大宗矿产资源不同，大部分“三稀”矿产资源如锂、稀土、铟、镓、锗等，或者是品位甚低，或者是矿石类型更复杂，并且经常性共伴生，共伴生矿产的供应受到主矿种或其他共生矿种开发的约束，主矿种或共生矿种的资源回收率、开采率、价格等将影响伴生矿的开发及循环利用。“三稀”矿产资源基础、勘查开发及循环利用技术、价格波动等方面均具有更强的模糊性、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市场规模较小，其资源边界更依赖于它们的科技属性。
二、“三稀”矿产资源领域竞争的本质与趋势
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三稀”矿产资源作为高技术产业关键原材料的战略意义不断凸显，世界主要工业国在“三稀”矿产资源领域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从市场层面上讲，相比于规模较小的经济行为体，大国行为体凭借国内的市场规模和完整的产业链及现代工业生产体系，推动产业快速升级，即使在外贸比重较低的条件下也能进行专业化生产，实现规模经济。在规模经济条件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三稀”矿产资源市场的作用机制可以从市场扩张效应和竞争弱化效应两方面来解释。
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规模越大，对高质量的资本（包括“三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形成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涵盖“三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领域的技术创新）等生产要素要求越多，优质生产要素的集聚有利于提升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较大的市场规模推动企业形成专业化研发分工和相互协作机制，分摊研发成本，促进企业的新产品研发和企业之间的技术溢出，对于关键技术突破和前沿技术研发与应用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进而诱发“三稀”矿产资源利用范围的扩展与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规模越大，同一行业中企业数量、产品种类和数量越多，产品多样性增强了企业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和应对贸易冲击的能力，促进“三稀”矿产资源供应链韧性的提升。
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主动对接和吸收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市场的同时也面临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竞争强度的增加会压低企业的产品价格，降低企业的成本加成率水平，倒逼“三稀”矿产资源领域的技术创新，或者产业链融合加剧，或者产业壁垒提高，以防范市场风险并进而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获得新的技术优势和“逃离竞争效应”。未来“三稀”矿产资源领域的竞争必将凸显，在全球“三稀”矿产资源贸易网络结构中的大国地位越来越趋向于自我强化。
由于“三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具有产业体量小、涉及面广、技术路线变化更快且国家产业发展地位关键的特点，世界大国在“三稀”矿产资源领域竞争的实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种机制的动态变化与协同：一种机制是以资源禀赋优势为基础，谋求对资源供应链的全过程管控，以解决内部资源供需问题为前提，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三稀”矿产资源地位关键，在关键时候如国际贸易摩擦情形下的“杀手锏”效应明显，也会诱发相关中下游产品的反制效应。因此，如何避免这种矛盾，自然也就成为“三稀”矿产资源领域竞争必须加以考虑的重要方面。实际上“有限的资源自立”是一种常态，任何国家都基本不可能实现对全产业链的管控，“资源自立”只是一种资源安全战略的理想状态，各国谋求资源自立的现实情境就是，国内层面最大化自身的资源生产和利用效率，国际层面不断优化资源的海外供应链。另一种机制是以“矿产资源全球治理制度”为工具对全球“三稀”矿产资源贸易进行调节，从而实现有管制的资源外部依赖。先行者如欧盟、美国可以利用其先发优势，即依赖并固化现行矿产资源自由贸易规范，进一步领导建立一系列制度安排或传播相关规范来建构对其有利的“三稀”矿产资源全球治理体系，将“断供”从资源供应国的外交选项中排除，从而防范这一最根本的资源安全威胁。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其对定价机制、生产标准和资源信息的控制，在矿产资源贸易中避免经济损失并增加其相对经济获益。其中，矿产资源自由贸易规范是基石，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各矿产供应国应较少地以资源武器（资源禁运）来达成政治目标；其二，各矿产供应国的资源出口价格和出口量应由市场机制决定，不能强行政治干预；其三，跨国投资的便利度和投资者权益应得到有效维护。而对于后来者而言，更希望通过制度创新，与先行者一道“维护国家资源利益”，达成互利共赢的制度安排，构建技术共享机制，避免资源贸易争端。“三稀”矿产资源的自然、经济与环境属性，决定了可供世界大国选择的空间十分有限，仅仅依靠与主要供应国的贸易协议这种高度依赖政治上的友好关系的做法也不足以维持“三稀”矿产资源贸易的长期稳定，资源开发利用会随时受到各种脆弱性的冲击。“三稀”矿产资源领域的竞争问题，显然不能简单依靠资源自立或全球矿产贸易治理体系来实现世界大国的相对利益，只有依靠两者形成互补关系，并通过两者的协同来加以解决。
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矿产资源供应链中，各主体竞争与合作越来越容易受到一些国际因素或者说其他国家的影响，而且对不同国家会产生不同维度和程度的影响。作为全球影响力的核心组成部分，“三稀”矿产资源定价权作为国际矿产品贸易领域话语权的标志，具有对相应主体维护供应链战略利益的导向和保障功能。其不仅涉及矿产资源和社会相关主体现实经济利益，还关系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以至攸关国家整体经济安全。通过对OPEC+主导的国际原油、澳大利亚与巴西主导的国际铁矿石以及美国主导的黄金三大定价权的演化与动因透视可以看出，定价权的获得取决于主体在资源供给能力、地理位置、产品品质或市场机会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并借助国家力量的协同支持与金融衍生品工具的运用，巩固与发展这种国际定价权地位。原油、铁矿石、黄金三大矿产资源之所以能够以不同风格保有其定价权，关键在于它们具有突出的协同应变能力、适宜的持续创新能力以及对总体资源特性和产权环境特性的科学把握与合理运用。同时，依靠它们的这种全球影响力，维护着资源产业利益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进而保障国家资源利益的有效实现。
与大宗矿产资源不同，“三稀”矿产资源的规模小、品位低，资源异质性突出，对市场反应更为敏捷，其在资源供给能力、地理位置、产品品质或市场机会成本上的比较优势表现显然不如大宗矿产资源，其全球影响力更加依赖于持续的技术创新，国家力量与产业的协同就自然成为了资源定价权形成的核心动力。
三、中国的应对策略
中国是“三稀”矿产资源大国，“三稀”矿产品生产和消费居世界第一位，在国际“三稀”矿产品市场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三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广阔的生存和市场发展空间。作为后发大国的中国，如何充分利用好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赶超机遇期，抢抓产业技术革命的先机，是新时代后发大国与先发国家之间构建协同的“三稀”矿产资源全球治理机制的关键。可以说，庞大的内需市场与资源供应链韧性优势，必将对中国增加全球“三稀”矿产资源市场的话语权或实现“资源自立”产生积极作用，为我国积极主动参与矿产资源全球治理提供强有力的后盾，并助推矿产资源全球治理中中国地位的提升，减弱贸易条件恶化的负向作用，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抵抗外部贸易冲击的能力。
当前，主要工业大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角力正在向产业链的前端延伸，对号称“工业维生素”的“三稀”矿产资源及其制备的关键原材料展开激烈的国际竞争，全球“三稀”矿产资源供需格局将面临深度调整，欧、美等先行者与中国、印度等后来者在“三稀”矿产资源领域的竞争将日趋凸显。然而，涵盖矿产资源贸易规范、定价权、产业标准和信息数据等的全球矿产资源治理体系仍大部分掌握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全球矿产资源治理制度虽然可被认为是以引导全球集体行动、增进公共利益为目标，但其具有明显的非中性，集中反映了制度供给者的利益，议程设置、运用制度的能力、相对收益的不均衡在全球矿产资源治理中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消失，也必将对“三稀”矿产资源领域大国博弈过程产生重要影响。站在国家安全及产业安全的角度，全球“三稀”矿产资源领域的大国博弈必然召唤中国更高水平的战略应对，产业政策的有效跟进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为应对“三稀”矿产资源领域的大国竞争，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相继通过法案，一方面，动态评估及遴选关键矿产，加强“三稀”矿产资源的国家管控和战略储备，不断开发应用替代产品和循环再利用技术，积极推动“三稀”矿产资源的节约与回收再利用，尤其关注“三稀”矿产品对中国的依赖。另一方面，借助矿产资源全球治理的先发优势，充分利用其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和运用中的话语权，主动挑战矿产品供给国的出口限制及其他“贸易扭曲”，为所谓改善“三稀”矿产资源的供给条件营造有利的贸易环境，不断巩固其在矿产资源全球治理中的赢者地位。
从“三稀”矿产资源的禀赋情况看，中国既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稀土等“卡别人脖子”的矿种，也有一些未来需求潜力大的“卡脖子”的矿种，如铍等。如何通过“资源自立”与全球治理两种机制的协同，形成服务于国家总体安全的“三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实现路径包括：一是立足国内、拓展海外，整合国内国际“三稀”矿产资源的供给渠道，充分发挥各类行为体在“三稀”矿产品贸易规则和国际定价机制中的作用，全面统筹考虑两类资源的供给保障问题，通过推进全球治理制度创新，实现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安全。对于“卡别人脖子”矿种以“资源自立”为基础，加快应用水平，通过竞争筛选机制和产业政策的结合，精准识别出中国具有比较优势和将来具有新的比较优势的产业并重点扶持，扭转上游资源优势强而下游高端应用弱的失衡产业格局，加速比较优势转变成竞争优势的进程，推动其由资源优势上升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逐步掌握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对于“卡脖子”矿种，以主动融入全球矿产资源治理体系为前提，加强循环利用与节约、替代利用，进一步扩展资源边界，建立多元化供给渠道。二是通过产业政策引入与创新，打破国内市场分割，形成高度一体化大市场，充分发挥大国市场的创新激励作用，进一步加大两类资源（“卡别人脖子”与“卡脖子”资源）自主研发创新力度，不断挖掘“三稀”矿产资源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应用价值与应用范围，伸展产业价值链，提高供应链韧性。
就中国的“三稀”矿产资源安全形势而言，其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显然需要更多地关注需求侧的复杂情况。一方面，新技术革命下主导产业更迭以及智能制造、增材制造等制造范式的变革不断推高“三稀”矿产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三稀”矿产的资源、生产、消费和环境影响大国，具有较为突出的资源优势。在国际市场格局中，中国是上游环节主要供给者，下游优势环节则聚集在日本、美国、欧盟等主要工业化大国和地区。面对“三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大国竞争及博弈的挑战，中国如何协调资源主权与开放式利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制度的创新，成为完善矿产资源全球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新命题。结合中国“三稀”矿产资源市场的内外特殊环境，创建四位一体的系统性协同机制，推动以产业组织优化为基础、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以全球价值链高端定位为导向、以国际话语权为根本的资源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造就进出口议价应变能力，成就中国“三稀”矿产资源国际话语权独特的改进方式，将资源优势回归到全产业链高价值，增加自身对资源供应的主动控制力，构建风险共同承担机制，实现上中下游产业协同，是我国面对“三稀”矿产资源领域大国博弈的战略应对。□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ZDA112”资助，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来源于：中国矿业报
